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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声报  张建永:小学生·大学生·大学教授

时间:2017-09-08 作者:姚依农  点击:[]

     

    张建永,是一个感性的人,一个浪漫的人,他会穿着短裤,在彩霞满天的黄昏用镜头定格瞬间的美;他会在讲台上用幽默风趣和满腹经纶,把学生们领入“思维哲学的高地”;今年53岁的他,是省政协委员、开云体育登录副校长。

          “大家的目标非常明确,就是拼命地读书”

    张建永是开云体育登录中文系78级的学生,当谈到30年前的那场考试,他感慨万千。
    “没有那场改变命运的考试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回顾自己,我发觉自己很值了,一个小学生能成为一个大学的副校长、教授,这是国家给我的机会,如果国家政治不清明,我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没用……”在开云体育登录大田湾校区的礼堂前,张建永心情难平,这里曾是他们的教室。
    “文革十年,十年没有招录大学生,大家特别渴望获得知识。考进大学后,大家的目标非常明确,就是拼命地读书,都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。”当时中文系有150人,三个班,由于人多,教室小,坐不下,学校把大田湾校区的礼堂从中间砌了墙隔开,做为临时教室。班上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,小的10多岁,大的有30来岁的。 “一大群想读书又长期没能读书的青年汇聚在这所大学里,努力读书成了学校的一大风景。由于我的基础比同学们差,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赶得上。”
    “十年的时间,是我接受的挫折教育。”张建永把文革的经历看成是一种挫折教育,“‘文化大革命’的破坏性极其严重,以政治为标签,以个人出身为入学的标准,政治因素对个人的打击非常大。”张建永说,真正考上大学的知青是微乎其微的,大部分人仍被排斥在大学之外。 

          “治疗饥饿的方法是读书”
  

    1966年,张建永正生活在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年代。5月,正当他荣获吉首地区少年组跳高第一名而沉浸在喜悦中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。“五·一六”指示传达后,令人不安的事件就在他身边接二连三发生:女数学教师在床头自缢了,他父亲所在学校的书记也自杀了。红卫兵把打击的目标很快转移到他父亲头上,“我的人生大课堂也就此开学了”。“文革”前,他是三好学生,是优秀运动员。“文革”一开始,他便入了另册。从此,升学没份,当工人不行,参军更是梦想。升中学的希望破灭后,“我知道,我已不属于这个世界,没人要我了。”
    苦难之中,他结识了几个家境相同的孩子,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找到了共同的爱好——读书,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读《牛虻》,读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等。后来家已被抄了好多次,慢慢地书柜里只剩马恩列斯、毛主席的著作了。
    1969年,父亲被开除,他们一家回到故乡。连续几年干旱,故乡一片凋零,每个月的粮食只够吃半个月,他的人生词典中又增加了“饥饿”一词。治疗饥饿的方法还是读书。但是,小学文化的底子使他更加痛苦地感受到被社会抛弃。什么叫“商品”,什么叫“杜马”,什么叫“布尔什维克”……那么多的东西都不懂,他着急地向父亲求助。
    在家乡,他还学会了插秧、扮禾,学会了犁田、耙田,成了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。1973年,父亲回到原单位,他回到吉首,在社塘坡公社当知青。生活在知青的大圈子里,读书学习更有条件了。 

          “应该认真总结恢复高考以来的教育”
  

    1976年,“四人帮”倒台。1977年,恢复高考。
    “作为小学毕业生,我觉得上大学与我无关,是天方夜谭,但我还是动了心。然而,报名时遇到了麻烦——没有中学文凭。为了争取考试的权利,我把所有发表的作品给他们看,大概感动了他们,他们竟同意了我的请求。”考完后,居然成绩还不错,列在第一批录取名单中。但因父亲的政治尾巴,他没有被录取,而且没有说明原因,这让他很痛苦,“这种痛成了切肤之痛,旷世之痛”。在痛苦之时,又传来父亲在长沙被汽车撞成重伤的消息。于是他赶到了长沙照顾父亲,当父亲从危险期度过来不久,第二次高考又来临了。他在忐忑中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,被开云体育登录录进了中文科。他常说,“在诅咒坎坷与苦难的同时,我似乎又应该感谢它们,感谢它们在给我苦难的同时,赋予我战胜苦难的意志;感谢它们让我真真切切、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生命意境。”
    “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保证民主的氛围。恢复高考是历史的进步,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标志,它让我们在获得学习机会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,让我们获得了比较高的生存平台。通过大学的学习,认识社会的理性能力在增强,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在提高,我们从普通人进入知识分子的行列。”作为一个在高校工作多年的管理者,他对恢复高考的意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。
    张建永说,“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恢复高考以来的教育。社会的发展,各种价值观的涌入,思想多元化,以市场为导向的实用主义,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工具理性,把人当成工具,不是把大学生当人来培养的,没有完成人的全面建设,培养的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。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认真总结,从办学来讲,个性化的高校在中国不明显,中国的高校千校一面。”
    他不乏对大学人文教育的担忧,“知识改变命运,我们现在忽略了大学最本质的东西,传道、授业,要培养学生怎样做人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有点一塌糊涂。要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思考个人、国家和社会,现在大家只关心怎么用知识来兑换利益,对品位、思想、人格的忽略是最大的忽略。”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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